2025年10月27日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金融街论坛上再次强调，自2017年以来防范与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政策持续有效，将坚决打击相关经营活动，以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。这一表态为我国虚拟货币监管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。

然而，在现实司法实践中，一个鲜明的悖论正在浮现：诸多被明令禁止的境外Web3项目与虚拟货币交易所，在发生内部纠纷时，竟频繁向国内公安机关报案，要求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员工责任。部分办案机关通过扩大解释“单位”概念、强行连接管辖权等方式，将刑法保护延伸至本应被监管严厉打击的对象。

Web3行业的组织形式与刑法适用困境

从主体资格看，多数Web3项目方选择在开曼、新加坡、迪拜等对加密货币友好的司法辖区注册，采用“多实体、分角色”的离岸—在岸混合架构，以规避中国监管。这种设计本身就表明其不接受中国法律管辖的主观意图。

我国刑法中的职务侵占罪，保护的是合法经济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与财产秩序。而一个在境外设立、业务在我国被定性为“非法金融活动”的组织，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“单位”资格。若将其纳入保护范围，不仅突破罪刑法定原则，更等于在司法层面赋予非法主体与本土企业同等的刑法地位，严重背离法益保护初衷。

Web3用工模式的非典型性挑战罪名适用

Web3企业普遍构建“内外有别”的用工结构：雇佣中国大陆人员，但通过国内第三方公司签署劳动合同，再由境外主体签订顾问协议。这种“三角劳务关系”使员工身份模糊化。

在劳动法层面，员工与境外项目方无直接劳动关系，更接近独立服务提供者。这导致其不符合职务侵占罪中“本单位工作人员”的构成要件。同时，薪酬支付方式复杂——一部分为法定货币工资，另一部分为虚拟货币形式的“顾问费”，使得涉案资产性质高度不确定。

当行为人利用“职务便利”操作资产时，其行为依据的是哪一份协议？是履行国内劳动合同，还是境外服务合同？职责边界不清，难以认定其行为是否基于特定单位的授权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一个整体违法的组织中，何来“职务信赖关系”？所谓“侵占”，实为内部治理争议，应通过民事或商事途径解决。

Web3企业财产属性的合法性危机

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的“924通知”及“94公告”，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已被明确界定为“非法金融活动”。因此，通过ICO募集的资金、交易所服务收入等均属非法所得。

刑法不应成为非法经济活动维持内部秩序的工具。动用刑事手段保护此类“财产”，无异于为赌场保障赌资分配的“公正性”，违背了刑法的正义性与严肃性。

更关键的是，许多项目方主张的“财物”是自行发行、无实际价值支撑的Token。其法律属性尚未统一，多被视为数据或服务凭证。在缺乏锚定实体资产的情况下，其价值依赖市场情绪，属于高度不确定的“未来预期利益”。将其解释为刑法意义上的“本单位财物”，已超出用语可能含义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。

结语：坚守刑法谦抑性，维护法秩序统一

当前监管政策明确将虚拟货币活动定性为“非法金融活动”，而司法实践却可能为其提供刑法保护，造成行政监管与刑事追诉之间的价值分裂。这种分裂削弱政策威慑力，助长监管套利，更浪费宝贵的刑事司法资源。

我们呼吁办案机关从宏观政策维度出发，审慎判断案件性质。刑法作为最后手段，不应服务于非法金融活动的内部治理。唯有坚持罪刑法定、刑法谦抑原则，保持刑事司法与金融监管的协同一致，才能真正捍卫国家金融安全，实现科技创新与法治秩序的平衡。

特别声明：本文为邵诗巍律师原创，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构成法律意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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